羅馬城的狂歡仍在繼續,綠白紅三色旗幾乎插滿了每一條街道的窗口,歡呼聲浪仿佛要掀翻這座永恒之城的古老穹頂。然而,僅僅隔著一條臺伯河,在梵蒂岡的高墻之內,氣氛卻如同極地冰封,死寂、凝重,彌漫著無以復加的悲憤與冰冷的敵意。
教皇庇護九世,這位年事已高、性情固執且在此刻深感被上帝和世人共同背叛的老人,自意大利軍隊跨過庇亞門的那一刻起,便徹底斷絕了與外部世俗世界的一切友好往來。他召回了所有派往意大利境內的代表,將自己嚴密地封閉在梵蒂岡宮殿的深處。通過一份由樞機主教團聯署、措辭嚴厲到極致的通諭,他向全世界發出了自己的怒吼。
通諭中,他痛斥意大利王國的行為是“褻瀆神圣的掠奪”、“撒旦的勝利”,是“對基督在世代表的公然綁架”。他宣布自己從此成為“梵蒂岡的囚徒”,以此控訴這“駭人聽聞的暴行”。他發誓絕不踏出梵蒂岡一步,也絕不再給予“篡位者”維托里奧·埃馬努埃萊二世國王任何宗教意義上的認可——那傳統的“宗座祝福”永遠消失了。最嚴厲的是,他宣布開除國王和首相亞歷山德羅·科斯塔的教籍,盡管在政治意義上,這道諭令已不如中世紀時那般具有毀滅性,但其象征性的詛咒力量,依然在全球十億天主教徒心中投下了巨大的陰影。梵蒂岡成了一座自我封閉的孤島,里面充斥著禱告、悲嘆和一種絕不妥協的決絕。
站在奎里納萊宮(已被定為新的王宮和政府所在地)的辦公室窗前,亞歷山德羅·科斯塔能夠清晰地望見不遠處圣彼得大教堂那宏偉的穹頂。軍事上的勝利是干凈利落的,但他深知,真正的挑戰現在才剛剛開始。一個充滿敵意、且能調動全球性宗教力量的教皇,是剛剛統一的意大利在國際舞臺和國內穩定方面一個巨大的、持續的負資產和隱患。這種尖銳的對立絕不能無限期地持續下去,必須被盡快納入一個可控的、法理的框架之內。
“我們不能讓世界認為意大利是一個依靠武力迫害信仰、掠奪教產的野蠻國家。”亞歷山德羅在內閣緊急會議上,對核心成員們說道,語氣冷靜而務實,“我們必須主動出手,給全球天主教界一個看似合理的交代,更重要的是,給我們自己一個管理羅馬、處理教廷關系的法律依據。我們需要一部法律,來界定這種前所未有的、畸形的政教關系。”
他授意司法大臣菲諾基亞羅伯爵,以內閣的名義,以最快速度起草了一份《教皇及其圣座保障法》(簡稱《保障法》)草案,并立即提交給正在適應新環境的羅馬議會審議。
草案內容一經公布,立刻在議會引發了山呼海嘯般的激烈辯論,其激烈程度甚至超過了以往任何關于經濟或軍事的議題。
保守派和虔誠的天主教議員(盡管人數不多,但聲音尖利)激烈反對:“這簡直是奇恥大辱。我們光明正大地收回了自古屬于意大利的羅馬,為什么還要像進貢一樣,承認那個失敗者擁有‘主權’?還要用納稅人的錢給他巨額年金?這是勝利者的屈膝。”
另一極,激進左派和強硬統一派同樣極度不滿:“太過妥協,太過軟弱。教廷已經失去了世俗權力,成了甕中之鱉,憑什么還享受如此超然的特權和巨額供養?我們應該趁機徹底清算教產,將教會完全置于國家法律和管理之下,實現真正的政教分離。”
以亞歷山德羅為首的主流務實派則力主通過。亞歷山德羅親自走上議席,進行了一場冷靜而極具說服力的演講:“先生們,請清醒一點。我們面對的不僅僅是一個失去了領土的世俗君主,他是全球億萬天主教徒的精神領袖。武力可以占領城墻,但無法征服人心,更無法熄滅信仰。我們的目標不是毀滅天主教,而是構建一個現代的、世俗的意大利國家。《保障法》不是屈辱,它是智慧和實力的體現,是用法律和金錢換取實質穩定和國際理解。”
他逐條剖析法案的深層目的:“第一,它向世界宣告:意大利尊重宗教信仰自由,教皇的宗教權威在其狹小領域內(梵蒂岡)將得到絕對保障,他依然是圣彼得的繼承者——這安撫了全球信徒。
第二,承認教皇在梵蒂岡境內享有‘主權’和人身不可侵犯權,實質上是將他的活動范圍和法律地位固定化、無害化,解決了‘囚徒’這個煽情稱號帶來的道德困境,把他圈定在一個精致的‘籠子’里。
第三,巨額年金(每年322。5萬里拉)看似高昂,但這是為我們終結教皇國千年統治支付的‘補償金’,買斷的是他未來以‘貧困’為由向國際天主教界求援、制造事端的可能性,顯示的是王國的‘慷慨’與‘負責’。
第四,保障其通訊和外交使節權利,維護其宗教職能,則是為了減少國際行政運作的麻煩。
而這一切的交換條件是什么?”亞歷山德羅聲音陡然提升,目光銳利地掃過全場,“是教皇國世俗統治的永久、法律上的終結。教廷必須,也只能在這個法律劃定的范圍內行使其權力。這不是談判,先生們,這是勝利者單方面制定的游戲規則,是為了國家最高利益而采取的主動、理性的措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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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過數周異常激烈的爭吵、個別條款的微調和政治妥協,在亞歷山德羅的強力推動和統一黨的多數席位優勢下,《教皇保障法》最終在議會獲得通過。
法律文本被精心裝裱,由一位高級特使正式送往梵蒂岡。結果毫無懸念,庇護九世教皇甚至拒絕親自接見來使。梵蒂岡發表聲明,措辭冰冷地拒絕這份“邪惡的、無效的、不道德的”禮物,譴責其是對神的褻瀆,宣稱教皇絕不接受一分一厘的“褻瀆之金”,也絕不會承認意大利對羅馬的主權。他堅持其“囚徒”身份,將其作為對抗意大利“暴政”的永久象征。
亞歷山德羅得知回應后,只是面無表情地對菲諾基亞羅說:“意料之中。法律既已生效,執行即可。”于是,一種奇特的、冰冷的僵局形成了。意大利政府單方面按照《保障法》規定,將第一筆巨額年金撥付至一個指定的、由教廷低級事務官管理的銀行賬戶(而教廷官方則對外宣稱“分文未動”);意大利警察和士兵尊重那條無形的邊界,絕不踏入梵蒂岡一步,但也嚴密監視著其進出的一切人員;教皇依舊可以自由地向全球發布通諭、任命主教,但他在意大利境內的所有世俗管轄權徹底化為烏有。
《保障法》未能獲得教廷的承認,但它成功地為意大利處理與教廷的關系提供了一個清晰、看似“文明”的法律框架,極大地緩解了來自法國、奧地利等天主教國家的國際壓力,也使得國內眾多虔誠信徒(尤其是南方)的激烈情緒得到了某種程度的疏解和安撫。它像一道精心構建的冰冷堤壩,將洶涌的宗教沖突約束在一條雖不友好但至少可控的河道內。
這是一種沒有和平的和平,一種充滿持續敵意的強制性共存。亞歷山德羅明白,與教廷的真正和解或許需要幾十年甚至更久。但眼下,這部法律已經完成了其最重要的歷史使命:為剛剛完成統一、百廢待興的意大利,爭取到了至關重要的國際輿論空間和內部緩沖期,讓他能夠將寶貴的精力,重新投入到更緊迫的國內建設與外部機遇的捕捉之中。羅馬的歸屬權問題,在法律和事實上,都已塵埃落定。剩下的,唯有交給時間,去慢慢融化那從梵蒂岡高墻內不斷散發出的、刺骨的寒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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